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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竞业限制行为认定
王 红 游煜聪  2019-01-04

案例背景

2014529日,北京市东城区A学校(甲方)与安某(乙方)签订《劳动合同书》,约定劳动合同于201454日生效(试用期至2014731日),于2017630日终止。2016322日,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合同》,约定在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后6个月内,乙方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甲方相同或类似的行业,包括但不限于:乙方单独从事或与他人合伙从事与甲方营业相同或类似业务;在从事与甲方营业相同或类似的单位任职、提供咨询或与之合作或作为股东;未经甲方同意,接受与甲方营业相同或类似业务的单位提供的培训、资助、财物及其他利益。从乙方离职后开始计算竞业限制时起,甲方向乙方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每月补偿费的金额为1000元,共计6000元。如违反本合同规定之义务的,乙方除应向甲方全额返还甲方已向乙方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金外,还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人民币10万元。乙方因违约行为所获得的收益应当给予甲方。

2016729日,双方劳动关系解除。后A学校发现安某在竞业限制期内入职与其存在竞争关系的北京B学校。在经公证的B学校网页的该校秋季报名部分显示,教师安某的授课年级为五年级、六年级,学科为数学。安某称其并没有去B学校任职,只是帮忙授课,未领取报酬,B学校亦未为其缴纳社保。后经调查,B学校表示安某并非其单位教师,并称安某自20172月之后在其单位租用教室,学校作为校区只是提供平台,并不负责教学,老师租用该校场地并自己负责生源。安某离职后,其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单位及社保缴费单位为北京C公司及北京D公司。

A学校申请仲裁,要求安某: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支付违约金10万元及其获得的全部收益20万元。仲裁期间,A学校分三笔向安某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6000元。安某认可已收到上述款项,但主张A学校并未在其离职后按规定支付其竞业限制补偿金,故其没有履行竞业限制的义务。东城区仲裁委裁决:安某支付A学校违反《竞业限制合同》的违约金10万元;驳回A学校其他申请请求。双方均不服裁决结果,提起诉讼。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中,安某熟悉A学校的授课体系,掌握大量教研信息,且其自愿与A学校对于保密及竞业限制进行了约定,故其应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符合履行保密及竞业限制义务的主体资格。根据现有证据,安某确实存在竞业限制违约行为,故其应承担违约责任。虽然A学校未严格按月支付竞业限制补偿,但安某并未在A学校未按规定支付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情况下提出过解除竞业限制合同,故安某应受该《竞业限制合同》的约束。虽然双方约定了违约条款,但双方约定的每月1000元的竞业限制补偿金的数额与10万元竞业限制违约金的数额显失平衡;且每月1000元的竞业限制补偿也显著低于劳动者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平均工资的30%。现单位并未提交相关证据证明安某离职给其造成的实际损失。综合考虑用人单位支付的经济补偿数额、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劳动者的职务、劳动者的主观过错程度以及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害等因素,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衡量,法院对竞业限制违约金数额进行酌减。现已超过双方约定的6个月的竞业限制期,故安某无需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安某自A学校离职后的收益系其劳动所得,而并未给A学校造成损失。现A学校未向本院提交证据证明安某离职后所获得的全部收益,且双方通过签订竞业限制合同已经约定了竞业限制违约金,用以平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利益。故用人单位要求安某返还收益,证据不足,不予支持。

综上,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是安某支付A学校竞业限制违约金60000元;二是驳回A学校其他的诉讼请求;三是驳回安某其他的诉讼请求。后双方均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二审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评析

本案是一起典型的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竞业限制纠纷。

首先,关于适用主体,安某系教育培训机构的老师,有观点认为老师作为传授知识的人,知识本身并不构成商业秘密或者技术秘密,故不应当将老师作为承担竞业限制义务的主体。但是考虑到如今教育培训市场的发达,各个教育培训机构均研发其特有的授课体系及大量教研信息以获得竞争优势。本案的用人单位在中小学数学、英语培训市场中占有竞争优势地位,其授课讲义、教研信息等是其获得竞争优势的根本所在。安某作为任教老师,掌握用人单位的核心教育信息且自愿与用人单位对于保密及竞业限制进行了约定,故其应属于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符合履行保密及竞业限制义务的主体资格。

其次,互联网平台经济的兴起增加了认定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困难。本案用人单位诉称的B学校系一家教育培训市场中的互联网平台公司。较传统教育培训机构,B学校利用互联网为知名教师搭建授课平台,向教师提供授课场所,并协助学生报名,但并不与任课教师建立清晰的劳动关系;任课教师“挂靠”在平台,在平台上发布授课信息或授课视频。这种新型的经营模式导致互联网平台与劳动者之间建立了一种非典型的劳动关系。劳动者实际提供劳动的单位与社会保险、个税代扣代缴单位的脱钩,这使得人民法院无法直接通过查询社保缴费单位或个税代扣代缴单位认定劳动者是否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上述从业模式,亦明显超过了《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明确禁止的竞业限制行为范围。因此,在处理互联网平台经济下的竞业限制纠纷时,人民法院应从劳动者实际是否存在违反竞业限制义务行为出发,尽可能?;ぞ阂迪拗坪贤掠萌说ノ缓屠投叩暮戏ㄈㄒ?。

再次,竞业限制经济补偿标准与竞业限制违约金的失衡是现行竞业限制纠纷的焦点,如何平衡二者亦是审理的难点。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四)》第六条适用条件为双方未约定经济补偿。在双方约定有经济补偿时,不应适用该条款的规定。但作为对择业权限制的补偿,竞业限制补偿金应符合公平原则。在违约方请求人民法院调整违约金数额时,本案在审理中要求违约方提供违约金过高的初步证据后,将举证责任转移至守约方,达到了让合同当事人正视违约金条款的目的。同时,本案通过用人单位支付的经济补偿数额、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职务、主观过错程度以及给用人单位造成的损害等五方面因素,将过高的违约金予以酌减,最大限度地寻求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最佳平衡点和结合点,符合立法精神和现今的裁判理念。

需要注意的是,往往用人单位不能按照立法本意及双方约定按期给付经济补偿,如果劳动者迫于生计从事了违反竞业限制义务的行为,但未及时要求解除竞业限制合同,那么将不可避免地承担竞业限制的违约责任。故负有竞业限制义务的劳动者在离职后,首先应遵守竞业限制,在用人单位未按期给付经济补偿时,要及时主张解除竞业限制合同,以维护自己的择业权。

 

作者单位: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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